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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者”郑度忆科考:用牦牛精神鼓励科技工作者
发布时间: 2021-11-29

11月20日,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郑度作客“青藏高原科学大讲堂”,分享青藏高原科考历程。现场有来自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的近200位科研人员参与。




作为第一次青藏科考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郑度从青藏科考历程、研究进展、体制文化创新、青藏精神内涵等方面分享了科考经历和感悟。

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独特地域单元,青藏高原的隆起是晚近地球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对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考历程:加入“探路者”队伍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对青藏高原环境和资源的调查考察极为重视,要求查明并评价高原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探讨自然灾害及其防治,以适应高原建设的需要。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有对西藏东部和中部、青海和甘肃的祁连山、柴达木盆地、昆仑山、珠穆朗玛峰地区、横断山区及西藏中南部的考察,1966年至1968年,曾参加过祁连山考察的郑度就加入中科院西藏科考队从事珠峰地区科考和研究工作,和来自全国23个单位、近30个学科的老中青科技工作者一样,可以说是青藏科考的“探路者”之一。

1973年,郑度加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参与了为期四年的西藏综合科学考察工作。该阶段的综合科考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填补了青藏高原研究中的多项空白。上世纪八十年代,科考队开展了对横断山区、南迦巴瓦峰地区、喀喇昆仑——昆仑山地区、可可西里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其中,郑度负责具体组织了喀喇昆仑——昆仑山的综合科考研究。

郑度展示的一张青藏科考路线图里,科考路线如同一张密织的网,铺开在青藏高原上。近250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之上,难以想见在上世纪探测设备、观测手段和通讯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科考队员们用脚步丈量高原 “摸家底”的难度。

谈到青藏科考的成果,郑度总结了四个主要的方面,一是高原隆起与环境演化,包括对高原隆起过程的不同观点、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影响、青藏高原隆起的环境效应、青藏高原有无大冰盖、羌塘高原古湖岸线演变等;二是垂直带类型分布模式,包括青藏高原大陆性垂直自然带谱系统、青藏高原季风性垂直带谱、青藏高原垂直自然带类型分布模式、森林上限与雪线的分布规律等;三是独特的生态景观格局,例如干旱河谷、高寒草甸地带、寒冷干旱核心区域等;四是青藏高原的自然地带。

郑度表示,青藏科考成果的取得,离不开体制文化的创新。首先就表现在国家支持、部队和地方协助。上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仍积极支持对高原的基础研究;198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也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持对高原的基础研究工作;1990年代科技部将青藏高原研究列入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地方政府、部队和当地群众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其次是开放、联合、流动的体制。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伍是由来自不同部门的科研人员组成,既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也有来自生产部门和地方有关单位的;考察队领导、学科组长或课题组负责人均分别由能够团结协作、有组织能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担任;在科研人员的结构组成上,重视老中青相结合,将继承和创新很好结合起来。第三是氛围宽松、鼓励学术争鸣。青藏高原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圈层系统,学者们的观点不同、认识有别,是客观存在的;对高原夷平面与隆升时代的观点不一,我们组织不同观点的学者坐在一起,探讨存在的分歧和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促进了深化探索;对第四纪是否存在大冰盖也有相左的认识,在1990年代我们邀请德国科学家M. Kuhle与会,阐述他的大冰盖观点,这有利于科学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的深入。第五是走向世界、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使我们了解国际上的最新研究进展,开拓研究视野;借助对方的资金、设备,收集到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数据和样品;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实验室条件,掌握新的方法手段,提高分析测试质量和效率;通过到毗邻地区和全球高山区域去考察,有利于互相比较,加强宏观整体的综合研究。国际合作需要最大程度地体现“对等”“互利”原则,因此,早在中法商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科学考察合作时候,时任中科院资环局局长的孙枢同志建议:合作研究需要跨越之前局限于地质领域的框框,还应该把地理、生物和生态等学科纳入;而且,无论涉及多少学科,中法双方都应该有匹配的参与人员,实行一对一制,这样有助于专业交流,提高科研产出,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出各自的科学家。1989-1990年中法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科学考察,是一次全面系统的国际合作,首次提出了“一对一”的合作模式,促进了1992年“喀喇昆仑-昆仑山地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这也是继1980年第一次青藏高原国际研讨会后召开的第二次国际会议。

 

科考进行时:二次科考

郑度表示,正是那些瞄准前沿的创新意识立足实地的辛勤工作、大协作的集体主义思想、重视建设需求的务实原则以及献身高原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使几代科学家汇集在青藏高原研究的旗帜下,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 “青藏效应” ,使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研究事业得以持续发展,不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对于蕴藏在“青藏效应”中的精神内涵,郑度认为,一是创新意识,瞄准国际前沿;二是立足实地,取得原创数据;三是提倡协作,加强综合集成;三是结合实际,服务高原建设;四是持之以恒,献身青藏事业。

青藏高原地区自然条件严酷,高寒缺氧、辐射强烈。科考队员常常面临身体不适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的考验,长期外出也为家庭生活带来不便。郑度分享道,“但是我们的广大科考成员热爱高原科考事业,不畏艰难险阻,执着追求。即使遇到困难,曾身处险境,我们科考队相约,回家通常也不吐露,免得家人担心。”

 “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舟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借生物学家夏武平先生为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题词所写,郑度用牦牛精神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书写新时代科考篇章。

大规模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完成近三十年后,第二次青藏科考于2017年8月启动,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姚檀栋院士担任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姚檀栋表示:“郑度先生从科考的具体环节谈到研究成果,又提出对青藏精神内涵的思考,对大家是而言是一堂宝贵的实习课、研究课,更是精神传承课。”

青藏高原科学大讲堂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青藏高原地球卓越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目前已连续举办28期,集学术前沿报告会、科学研究经验分享会于一体,吸引大量科研人员参与。


“探路者”郑度忆科考:用牦牛精神鼓励科技工作者
发布时间: 2021-11-29

11月20日,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郑度作客“青藏高原科学大讲堂”,分享青藏高原科考历程。现场有来自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的近200位科研人员参与。




作为第一次青藏科考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郑度从青藏科考历程、研究进展、体制文化创新、青藏精神内涵等方面分享了科考经历和感悟。

作为全球海拔最高的独特地域单元,青藏高原的隆起是晚近地球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青藏高原科学研究对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考历程:加入“探路者”队伍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对青藏高原环境和资源的调查考察极为重视,要求查明并评价高原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探讨自然灾害及其防治,以适应高原建设的需要。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已经有对西藏东部和中部、青海和甘肃的祁连山、柴达木盆地、昆仑山、珠穆朗玛峰地区、横断山区及西藏中南部的考察,1966年至1968年,曾参加过祁连山考察的郑度就加入中科院西藏科考队从事珠峰地区科考和研究工作,和来自全国23个单位、近30个学科的老中青科技工作者一样,可以说是青藏科考的“探路者”之一。

1973年,郑度加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参与了为期四年的西藏综合科学考察工作。该阶段的综合科考工作取得的研究成果填补了青藏高原研究中的多项空白。上世纪八十年代,科考队开展了对横断山区、南迦巴瓦峰地区、喀喇昆仑——昆仑山地区、可可西里地区的综合科学考察,其中,郑度负责具体组织了喀喇昆仑——昆仑山的综合科考研究。

郑度展示的一张青藏科考路线图里,科考路线如同一张密织的网,铺开在青藏高原上。近250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之上,难以想见在上世纪探测设备、观测手段和通讯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科考队员们用脚步丈量高原 “摸家底”的难度。

谈到青藏科考的成果,郑度总结了四个主要的方面,一是高原隆起与环境演化,包括对高原隆起过程的不同观点、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影响、青藏高原隆起的环境效应、青藏高原有无大冰盖、羌塘高原古湖岸线演变等;二是垂直带类型分布模式,包括青藏高原大陆性垂直自然带谱系统、青藏高原季风性垂直带谱、青藏高原垂直自然带类型分布模式、森林上限与雪线的分布规律等;三是独特的生态景观格局,例如干旱河谷、高寒草甸地带、寒冷干旱核心区域等;四是青藏高原的自然地带。

郑度表示,青藏科考成果的取得,离不开体制文化的创新。首先就表现在国家支持、部队和地方协助。上世纪50至70年代,国家经济还比较困难的条件下,仍积极支持对高原的基础研究;1980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也以各种形式积极支持对高原的基础研究工作;1990年代科技部将青藏高原研究列入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地方政府、部队和当地群众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研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其次是开放、联合、流动的体制。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伍是由来自不同部门的科研人员组成,既有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也有来自生产部门和地方有关单位的;考察队领导、学科组长或课题组负责人均分别由能够团结协作、有组织能力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担任;在科研人员的结构组成上,重视老中青相结合,将继承和创新很好结合起来。第三是氛围宽松、鼓励学术争鸣。青藏高原的研究对象是复杂的圈层系统,学者们的观点不同、认识有别,是客观存在的;对高原夷平面与隆升时代的观点不一,我们组织不同观点的学者坐在一起,探讨存在的分歧和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促进了深化探索;对第四纪是否存在大冰盖也有相左的认识,在1990年代我们邀请德国科学家M. Kuhle与会,阐述他的大冰盖观点,这有利于科学问题的探索和研究的深入。第五是走向世界、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使我们了解国际上的最新研究进展,开拓研究视野;借助对方的资金、设备,收集到更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数据和样品;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实验室条件,掌握新的方法手段,提高分析测试质量和效率;通过到毗邻地区和全球高山区域去考察,有利于互相比较,加强宏观整体的综合研究。国际合作需要最大程度地体现“对等”“互利”原则,因此,早在中法商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科学考察合作时候,时任中科院资环局局长的孙枢同志建议:合作研究需要跨越之前局限于地质领域的框框,还应该把地理、生物和生态等学科纳入;而且,无论涉及多少学科,中法双方都应该有匹配的参与人员,实行一对一制,这样有助于专业交流,提高科研产出,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出各自的科学家。1989-1990年中法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科学考察,是一次全面系统的国际合作,首次提出了“一对一”的合作模式,促进了1992年“喀喇昆仑-昆仑山地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这也是继1980年第一次青藏高原国际研讨会后召开的第二次国际会议。

 

科考进行时:二次科考

郑度表示,正是那些瞄准前沿的创新意识立足实地的辛勤工作、大协作的集体主义思想、重视建设需求的务实原则以及献身高原科学事业的崇高精神,使几代科学家汇集在青藏高原研究的旗帜下,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的 “青藏效应” ,使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研究事业得以持续发展,不断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对于蕴藏在“青藏效应”中的精神内涵,郑度认为,一是创新意识,瞄准国际前沿;二是立足实地,取得原创数据;三是提倡协作,加强综合集成;三是结合实际,服务高原建设;四是持之以恒,献身青藏事业。

青藏高原地区自然条件严酷,高寒缺氧、辐射强烈。科考队员常常面临身体不适情况下仍然坚持工作的考验,长期外出也为家庭生活带来不便。郑度分享道,“但是我们的广大科考成员热爱高原科考事业,不畏艰难险阻,执着追求。即使遇到困难,曾身处险境,我们科考队相约,回家通常也不吐露,免得家人担心。”

 “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舟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借生物学家夏武平先生为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的题词所写,郑度用牦牛精神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艰苦奋斗,书写新时代科考篇章。

大规模的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完成近三十年后,第二次青藏科考于2017年8月启动,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理事长姚檀栋院士担任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姚檀栋表示:“郑度先生从科考的具体环节谈到研究成果,又提出对青藏精神内涵的思考,对大家是而言是一堂宝贵的实习课、研究课,更是精神传承课。”

青藏高原科学大讲堂由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青藏高原地球卓越创新中心联合举办,目前已连续举办28期,集学术前沿报告会、科学研究经验分享会于一体,吸引大量科研人员参与。